酒駕殺人事件，已成台灣社會共同的憤怒，這個怒，除了是對酒駕者，更是對包括司法在內的政府體制，感到不耐與無力。每一回的群情激憤，卻一再輪迴，到底問題出在哪裡？

今年春節前夕，接連發生多起酒駕殺人事件，行政院長蘇貞昌立刻在臉書發聲，指酒駕致死者應視為故意殺人嚴懲，法務部立刻說研議修法提高刑度最高可至死刑。但經立委披露，外界才得知，酒駕致死者，超過六成的量刑都在最低本刑三年以下。司法院的解釋是，怕判得重，會影響肇事者與當事者和解的意願。司法院長則說審判獨立，意思是，只能尊重。

防堵酒駕，在全世界都是一個被嚴肅面對的問題，酒駕背後有社會性、心理性、病因性層面，依酒駕危害的程度，已經要被視為一場戰爭，須從教育、工程及執法等三E面向全面對抗，而現階段外界談的其實都還只是鎖定在執法層面。

「徒法不足以自行」，但問題是，我們連最基本的「徒法」都做不到。司法是正義最後一道防線，法律存在的意義除了懲罰，也是要藉此達到嚇阻的效果，罪刑相當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法官輕判酒駕者的理由居然是因為怕肇事者不願和解，也難怪一再有人抱著僥倖心理，反正出了事付出的成本也很低，司法長期不受到人民信任其來有自。

「對酒駕肇事者的寬容等於對受害者的殘忍」，這是今天本報民意論壇一位被酒駕者奪去母親生命的讀者投書，在向肇事者討公道過程中，他深感社會制度對酒駕肇事者無可救藥的寬容和對受害者與其家屬欠缺同理心的殘忍，包括法官的輕判，甚至幫肇事者找理由給予緩刑，假釋制度也是助長酒駕歪風的幫凶。請司法院、法官、檢察官多點同理心，別讓司法成為防制酒駕的破口。